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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技论文、SCI



　
浅谈科技论文、SCI及其它（2000—2001）靳达申
目录
车成卫：正确认识SCI的功能（代序）
一、SCI不是目的，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一种实用的评价标准
二、浅析科技论文的数量与质量
三、高徒名师引，剑锋磨砺出--------也谈“搞科研的写不好论文”
四、也谈SCI、同行评议和行政评价
五、“发表文章的压力会窒息科学天才”一文的质疑
六、SCI“误导”不了科学家
七、是谁在决定中国材料领域基础研究方向？
八、急功近利、SCI与其它
九、科学评价不应以特殊性否定一般性
 
 
正确认识SCI的功能（代序）*
 
车成卫
 
目前，科技界对SCI的认识和使用似乎有失偏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只论SCI论文数，不及其它；第二，横向盲目比较不同领域内期刊的影响因子大小。这样，就把关于SCI的讨论引向了歧途。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万能的工具或标准，而且，标准与否本身也并不重要，能够高屋建瓴，以宽广的视野驾驭工具，才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做到既能为我所用，又不惟其马首是瞻，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也。
SCI作为期刊引文报告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信息源的组成部分，在使用之前总得先认识和了解其功能，然后才能确定其用途，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才合理。事实上，当我们将JCR这个工具箱浏览一遍以后，发现其中几乎没有哪一样工具能够直接用来评价科技论文的影响力，因为所有的指标都是针对期刊的，如引文索引CI、影响因子IF、即时性索引、引用半衰期等等。尽管如此，还是有若干指标，如科学引文索引SCI、影响因子IF，以及单篇论文的引用数，可以用来间接比较和评价发表的科技论文。
我们知道，SCI是一些期刊按字母顺序的列表，这些期刊是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遵循一定的原则确定的。尽管不能说在SCI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就一定比其它期刊上的文章水平高，但由于SCI的国际性和覆盖了所有专业领域的特点，它所提供的信息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可以作为传统同行评议和其它评议方式的重要补充，而且SCI本身也并不排斥其它评价系统。本人非常赞同靳达申同志的观点，即SCI只是“一种实用的评价标准”，凡对SCI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他发表在2000.9.25《科学时报》第三版上或《科技导报》2000第9期中的文章。
在ISI的评价系统中，引用是其核心，所以影响因子就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影响因子是和期刊过去两年中文章引用情况相关的，并不代表某一具体文章的引用情况，影响因子高，只能说明该期刊在过去两年里刊载的研究论文中，有更多的文章被引用。对特定的文章，则要看它是出现在分子上，还是在分母上。在分母上至少说明文章已经进入本学科领域的一个特定的“俱乐部”，并与经常光顾该“俱乐部”的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只有这篇文章的贡献是在分子上，才表现出该文章具有影响力。其实更有说服力的是论文的引用次数，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则说明同行对其研究越感兴趣，多米诺效应越显著，论文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在使用影响因子时，还应该考虑一些变数。譬如，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影响因子会有很大的变化，相互间并不存在可比性；在某些领域，五年影响因子也许比JCR提供的两年影响因子更合适；另外，评述性文章和评述性期刊的引用频率，通常要比其它类型的研究论文高；此外，非英语出版发行的或使用非罗马字母的期刊较少为世界范围的研究者所使用，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引用。
另外，ISI能够提供的绝不仅仅是JCR信息（含SCI、IF等），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如个人引文报告PCR（Personal Citation Report）信息源，其中的高影响力论文（High Impact Papers）数据库，就是专门用来评价某一学术领域内，某一篇文章在一段时间内的学术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硬指标，可以评价一篇论文的学术价值，入围论文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国际、国内同行的普遍高度认可。另外，由ISI定期出版的Science Watch还能让我们了解不同专业的热门研究领域，以及核心文章数量，使我们可以方便地随时了解和掌握各个领域内的最新发展动态。这些实质性的信息，应该给予更多的注意和更深入的考虑，这样，才能不断拓宽我们的视野，以避免走进简单认识和理解SCI的误区。SCI论文的数量并不是评价体系的全部，它不可能承担所有的负载，只有全面地、综合考虑和使用其它有效工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总之，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基础研究范畴，发表论文无疑是实现同行间交流、报告研究进展并让同行品头论足的重要形式之一。在评价这些基础研究成果时，我们需要以平常的心态，恰如其分地利用一些评价工具。另一方面，每一种期刊都有自己的办刊宗旨，都会考虑特定的读者群。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以及科学家自身的研究背景和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会对什么样的科学问题感兴趣，和对什么层次的问题感兴趣。相应地，科技期刊自然也会分化出各种不同的层次，以满足不同读者群的需要。我们无意强调高层次就一定比低层次好，只要在每一层次都能达到最高境界，就能不断推动我们的科学事业向前发展。基础研究“只言第一，不讲第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向高标准看齐，走向世界，在国际上有发言权。
 
*“SCI之外天地宽”，《科学时报》2001年12月4日
 
一、SCI不是目的，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一种实用的评价标准
 
摘 要  本文针对当前科技界对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评价科研成果的不同观点，追溯我国近20年来对科技论文的评价的简单历史过程，谈谈自己对SCI 的看法。SCI确实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它是一种可以使用的评价标准。在使用SCI时，应注意与国际接轨。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科技刊物和论文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由于其实用性，被国际上广泛使用。但它并不是一个国际标准，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使用中会出现这种或那种不合理的问题。但国际上利用SCI评价科技刊物和论文的方法在不断改进和完善，而国内在利用SCI时，认识差异很大。因此，国内对SCI的评说相当不同。
国内物理界、化学界、生物界的科学家和材料界部分科学家比较看重SCI，而偏于应用的领域不太赞成以评价论文论英雄。甚至科技界有少数人对各类评价系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SCI代表性不够，它不能反映中文论文的情况（事实上，国内有关科技信息部门已对国内科技刊物及论文进行了类似的统计）；同行评议不能保护创新思想和不同观点；评审会又常常出现外行评内行、二流评一流现象……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要“比赛”总要有“比赛规则”。那些否定各类评价系统的观点，实际上是给光拿国家钱而不出活的人和吃惯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开绿灯，也可能给那些作为投资者的官员的失职提供保护伞。作为应用研究成果可以用它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来比较。但作为科学、基础研究、科技论文用什么来比较呢？SCI不是唯一的标准，但在还没有更完善的“比赛规则”前，它仍然是一种实用的评价标准。
 
近20年我国对科技论文评价的演化过程
首先回顾一下近20年我国对科技论文评价的演化过程。改革开放后，一些科技期刊从新发行。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并不愿意发表自己的研究论文（也许下次文革会当上反动学术权威）。随着职称评定的从新出台，学术论文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由开始的简单数量比较到考虑论文的档次，进而考虑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学术刊物的数量也大量增加。随着与国际交往的增加，以外文发表的论文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再怕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自80年代中期起，国内对国际上影响较大的科技论文检索工具：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等开始重视，但理解上的差异相当大。当一部分人已经考虑刊物的影响因子IF（Impact Factors）时，相当多的人才刚刚涉足SCI，还有人甚至根本不理会SCI。当有人已注意在高影响因子刊物发表论文时，有的单位才开始注意向SCI收录的刊物投送论文，并对在SCI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给予奖励。当有人已注意论文的引用情况时，很多人仅简单地追求并盲目鼓励SCI论文的数量。正如1997年9月11日封面上用中文写着“质重于量”的《Nature》上撰文对亚洲（包括中国）在SCI 上的科技论文情况的评述—“数量增加，但质量落后”。目前国际上已有人用高影响力论文（high-impact papers）来评价科技论文时，国内恰一方面是“科技小品”高产，另一方面是对SCI的否定声。
简单追求在高影响因子刊物发表论文或盲目鼓励SCI收录刊物上的论文数量和否定SCI等等认识差异产生的原因很可能与对如何利用SCI评价科技刊物及论文了解不够有关。对如何利用SCI作为一种“比赛规则”的不规范也使人们对其可行性的认识产生分歧。
 
与SCI相关的几个概念
1、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目前SCI收录全世界150多个学科领域的近3500种核心学术刊物，它的扩展部分（SCI Search和Web of Science）还收录了5600多种刊物。师昌绪等2、3介绍了SCI选刊的原则。应该指出，由于ISI在技术上的原因，一些高水平的非国际性刊物就不能被SCI收录。大体上最好的国际性刊物都包含在内。由于它的统计量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IF（Impact Factors影响因子）
ISI发表的影响因子逐渐被科技界用来作为刊物的质量和价值的表征工具，但常常被误解和扩大化4。影响因子是某刊物两年中论文被引用数与可以被引用的论文数之比。不同学科或学术界的刊物不能单一的用影响因子来比较。ISI的刊物引用报告已采用按学科分类排队的方法5，但在出现分类不合理的场合，仍然可能在比较中出现问题。不同类型的刊物（快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评论等）有不同的引用情况，最好在同一类型内进行刊物评估。目前最有效的IF（以1998年为例）是考虑1996、1997年发表论文的引用情况，这并不是必然反映一个刊物的当前（1999年）状态。IF变化原因很多，本文就不一一讨论了。必须注意的是，在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并不意味着该论文一定与该刊物有同样的影响力。对于单一的论文，采用高影响力论文的概念来表征更为合理。
3、  高影响力论文（high-impact papers）
高影响力论文的评价方法1是ISI对某领域的刊物检索5年（例如：1990-1994）中每年300篇引用最多的论文，按个人（4篇以上），单位（8篇以上）和国家（10篇以上）进行统计，然后再按总引用数和每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排序。作为个人，他的论文能进入高影响力论文的排序行列，表明作者的研究成果具有新颖性，并且影响面较大。当然，能发表高影响力的论文，才是真正值得提倡的。
 
发表科技论文的目的应该是让同行或社会了解你的研究成果。用一个较极端的比喻，论文被引用了表示有人读过你的论文，没引用就等于没人读过，没人读你的论文就等于那篇论文没有写。由于SCI检索的刊物量大，就容易了解到已发表论文的影响情况，所以SCI才广泛地被国际上采用。但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不应该是目的，只要你的研究工作能让他人了解，你能了解自己论文的影响情况，在哪儿发表论文并不重要。有人指出，有时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比国内刊物更容易，这是可以理解的。国内核心刊物版面有限，投稿人多，那些更引人感兴趣的论文就会优先发表。在某领域SCI收录的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同样是比较困难的。
既然在SCI收录的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有难度，那么，为什么近几年国内鼓励在《Science》、《Nature》等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呢？因为这类刊物的发行量数以10万计，它们有更广泛的读者和同行，影响面相对大。国内刊物与之相比，影响面小得多。另外，它们要求作者提供第一手的研究成果，这样就可以从论文的内容体现出作者的创新思想和研究水平。也正是这一鼓励的作用，我国科技人员在《Science》、《Nature》上发表的论文由过去的每年1-2篇，增长到1998年的19篇。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影响显著提高。但有人对这一鼓励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不提倡在IF更高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能在比《Science》、《Nature》影响因子更高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只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在那些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研究工作。比如，临床医学是国内热点，每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500项左右，其中究竟有那些人准备在IF为51（1996年）的《CLIN RES》上发表论文呢？事实上发表论文不一定追求高影响因子的刊物，关键是能否让国际同行或社会了解自己的成果，因此，在投稿前首先要了解刊物的特点及其它的读者群体的情况，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你的论文的影响力。
有人说："只要花钱就能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论文。"SCI收录的3500种国际核心刊物中可能有一些刊物给钱能刊登你的论文，但多数刊物还是根据论文的内容及其水平选用论文的。特别是IF 值高的刊物靠花钱是发表不了论文的，如果你的论文确实非常有价值，反而，作者还可以申请减免版面费。
还有人说：“你同意人家的观点，人家就引用你的论文。”这种与国外同行间的"默契"，很难想象会出现高影响力的作品，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实际上引用有多种形式，自引、他引、正引、反引、泛引或摘录。有引用总比国内一部分人互不引用同行的工作更有利于学术交流和促进科技进步。
近几年，国内科技刊物的影响因子也被进行了统计。但难以令人满意的是没有一个刊物的影响因子达到1。这给我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提高国内刊物的影响力？过去有的学会曾要求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内发表，但是，如果发表后没人引用的话，也就相当于没有写论文。由于SCI收录的刊物上的论文有人引用，因此，人们愿意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科技论文是可以理解的。要想提高国内刊物的影响，同行间论文的引用是非常必要的。顺便提一下，在论文中涉及国外同行的研究工作必须注明出处，否则被认为是抄袭或剽窃。但在论文中涉及国内同行的研究工作而不注明出处的现象较严重，人们恰不以为然，事实上，这同样是抄袭或剽窃行为。引用国内同行的论文，不仅仅能提高了国内科技刊物的影响力，同时也能真实反映论文的作用。科技界应该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参与国际竞争，考虑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我国的论文总数已居世界第 9位，SCI收录的论文数继续保持在世界第12位的今天，重视论文质量应比重视数量更重要。特别在国家科技投入还不太多时，更不应该盲目追求论文数量。有人指出“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质量”，或者说“量变到质变”，现在已不应该简单追求“科技小品”的产出，而是应注重高质量论文的数量的时候了。不应该再盲目鼓励SCI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了，盲目鼓励也使出现对SCI反对声的原因之一。
不同的比赛项目、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比赛规则。同样，科技论文的评价，应考虑论文类型和学科的区别。虽然SCI不是国际标准，由于其实用性，各学术团体制订了评价他们学科论文的土政策。比如国外有的研究小组规定了他们的研究论文的主投刊物；某些研究单位要求IF在某个值以上刊物中发表论文数要占多少百分比；有一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的资格就是他们的论文引用数必须排在前200名之内，否则，就降为通信院士。因此，目前的话题不是要不要采用SCI评价科技论文，而是要讨论如何应用SCI来评价在不同刊物上发表的不同学科的论文，使评价更合理，更有利我国科技人员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我们希望在新的千年中尽早结束中国人在国内外发表"科技小品"的时代，而以高水平的论文参与国际交流。
 
*“SCI：实用但非惟一的评价标准”，《科学时报》2000年3月24日（选登）
“作为一种实用评价标准的SCI”，《科技导报》9（2000）（全文）
《科学时报》2000年9月25日全文转载
 
二、浅析科技论文的数量与质量*
 
关于科技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有一位著名教授曾指出："我们正在为质量和影响而奋斗，没有足够的数量为基础，高的学术质量就难以实现。（译自《Nature》，Vol. 389，11 September 1997）
数量与质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辨证的关系，但有一定的数量，未必就能有高质量。最典型的例子：我国是自行车大国，骑自行车的人，数以亿计，但自行车比赛的总体水平比较低。也就是说，要实现高质量，必须有一定质量的数量作保证，离开质量谈数量是没有意义的。
 
1、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与质量现状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科技论文数量与质量的评价持两种完全对立的态度。一种观点是以SCI作为评价标准，在SCI收录的刊物中发表论文，给予各种奖励，并以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刊物中的论文数比较单位的学术水平；而另一种观点是不能以SCI评价科技论文的水平，认为SCI是美国一个私人研究所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制订的评价标准，不能以一个私人研究所的统计标准来引导中国的基础研究。
那么，我国发表科技论文的现状究竟怎么样呢？ 先看看《Nature》上的表述----我们正处于"数量增加，但质量滞后"的行列之中。再根据1998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含会议论文5273篇)共计35003篇，占世界总数的2.46%。《SCI》收录的论文数19838篇，《EI》收录的论文数9892篇。数量分别为世界第9位（总计）、第12位（《SCI》）和第5 位（《EI》）。国内论文数133341篇。国内外发表论文共168344篇。若按我国有30万科技人员计算，平均每人在国内外发表论文0.56篇。我国的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21511次。单篇论文引用为0.615次（在世界上按国家和地区排序，单篇引用数只是第30名的三分之一）。
另据网上的信息，国内不少高校不仅没有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甚至个别高校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极少。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全国6万科技工作者从事基础研究，他们在国际上发表学术性研究论文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上面所说的国际论文全部由从事基金的科技工作者提供，则人均国际论文数为0.58篇。假设这些论文由其中的2万名高级研究人员（副教授以上）提供，那么，人均国际论文数为1.75篇。据有关统计数据报道，一些著名大学材料系正式教员（不仅仅是副教授以上）年人均发表论文数（指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分别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3.73篇、英国的剑桥大学4.17篇、牛津大学4.44篇、谢菲尔德大学3.03篇。 按科学计量学的观点，一个科学家平均每年发表4篇论文为正常水平。可见我国在论文数量上确存在一定差距。
在我国的国际论文中，少数论文的质量是被认可的，但多数论文的质量不高。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王中光研究员最近在《材料导报》上介绍了一个情况。1999年《Acta Materialia》 和《Scripta Materialia》 收到我国论文分别为78篇（排行第4）和160篇（排行第2，仅次于美国的166篇），但录用数分别为5篇和37篇，均低于50%的平均录用率。其原因不仅仅是英语水平较差，主要是论文的学术水平较低，缺乏原创性的实验数据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国内论文除以上问题外，还与一些其它因素有关，例如：受篇幅限制，文章难以展开并描述作者的思路，所以不少"论文"实际上仅仅是一篇"试验报告"；还有一些人只是简单地追求论文数，把一篇文章分成几篇发表；更有一些人发表论文根本不是为了学术交流，而是为了其它非学术性目的等等。
对于我国科技论文的质量问题的现状与前景，美国MIT的一位教授很理解，并充满信心。他认为："There is a lot of brain power in your country（指我国）, but the infrastructure and research foundations are not yet in good shape. I think that this problem will correct itself over a period of time."
 
2、高水平学术论文（High Level Papers）
尽管不少人反对盲目鼓励论文数量，但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应该不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由于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是以学术论文形式展示，从事基础研究的单位，对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产出应该有所重视。那么，什么样的论文可称之为高水平论文呢？
谈到高水平学术论文，可能会涉及到高影响力论文、高质量论文和刊登论文的刊物的影响因子等几个问题。在此试作一些简单的分析、介绍。
 
2.1高影响力论文（High Impact Papers）
高水平论文的体现形式之一是高影响力论文。经常被引用的论文可称为常引用论文（Highly Cited Paper）。在某个领域或学科中最有影响力的论文被称为高影响力论文（High Impact Papers）。高影响力论文往往具有时代性，它可以反映学科研究热点。有时也具有历史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影响着学科的发展。今年，ISI建立了一个高影响力论文的数据库，其中包括自1981至1998年的18年间22个学科每年引用率最高的200篇论文，共计76998篇。其中至少有一名作者地址在中国境内的论文共213篇。最终，表彰了在我国完成的论文中的47篇（占库内论文数的万分之5.93）高影响力论文（High Impact Papers）的所有作者，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Citation Classic Award）。
 
 
2.2高质量（High Quality）论文
高水平论文的另一种体现形式是高质量论文。高质量与高影响力不完全是一个概念。高质量的概念具有历史性，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学科的发展。高质量论文与高质量的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没有高质量的研究结果，或者对研究结果无敏锐的鉴别能力，就很难写出高质量论文。高质量论文一般具有正确性（可靠性）和原创性，通常以快报（letter或report或communication）或全文（regular paper）形式发表，反映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那些具有全面系统性和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容，则可以综合评述性论文（review paper）形式发表。
高质量的论文所反映的研究成果，通常会得到相关领域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一般会具有较高的引用率，但非学科热点的论文引用相对少一些。论文的质量与论文篇幅无关，关键在于实质内容能否得到同行的认可。真正的创新成果，一时可能得不到同行所认可，由于其具有历史性，一段时间后，会渐渐被同行认可。高质量论文被引用的寿命较长，例如：黄昆先生在《 Phys. Rev. B》上发表的关于“超晶格”的论文和苏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陈子兴先生在《Blood》上发表的关于“芦丁酸对白血病影响”的论文，多年来一直被同行多次引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可信先生1953年在《J. Iron Steel Institute 》上发表的“Carbides in Chromium, Molybdenum and Tungsten Steels”一文，尽管该刊物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停刊，但该论文至今仍有人引用，仅在1992年就被引用5次。在科学计量学中，曾有人把那些发表若干年后，每年仍被引用4次或4次以上的论文称为“经典论文”。
 
2.3 影响因子（IF，Impact Factors）
目前，影响因子主要被用于评价刊物的质量和价值的工具。刊物办得好，IF可能高一些；刊物内容属于学科热点，IF也可能高，当前生命科学的刊物IF高，就是这个原因。高质量论文实际上与发表刊物的档次或影响因子（IF，Impact Factors）并没有必要的内在逻辑关系，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荣获诺贝尔奖的工作）并不是在IF很高的刊物上发表的。高质量的论文可能使刊物的IF变高，特别是那些每年刊登论文数较少的刊物，IF值的波动大于刊登论文多的刊物。但是，同行间的某种"炒作"（高频次的自引和互引）或者学术争论，有时也能使某些刊物的IF升高。有关统计表明，自引对IF的平均贡献为13%。相反，同行间互不引用彼此的论文，相关刊物的IF就不可能高，国内刊物的影响因子低与此不无关系。同样，互不引用就难以出现高影响力论文。
总之，为了尽早改变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落后面貌，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一般的高校和研究单位应该解决发表科技论文的普及问题，在重点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要提倡提高论文质量，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单位应该多产高水平的论文。争取在若干年后，使我国的论文数量与质量都能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
 
*“科技论文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科学时报》2000年11月28日
 
三、高徒名师引，剑锋磨砺出------也谈“搞科研的写不好论文”*
 
2000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一篇讨论当前教育问题的报道，题为“搞科研的写不好论文，学文科的不知道《老子》”。虽然关于搞科研的写不好论文的现象已在我们同事间议论过很久，但引出的深层次问题很值得剖析。
如果在10年前，当您参加某些学术团体评审优秀论文时，发现很多“优秀”论文相当于普通的实验报告，也许还可以理解。
然而近几年，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数量剧增。在您审阅这些毕业论文时，会发现确有少数佳作，而相当部分的毕业论文，除了写作问题外，都存在思路混乱，重点不突出，抓不住科学问题，内容上“滥竽充数”等问题就值得深思了。尤其当我们知道为纪念建立博士后制度十周年，人事部评选了2000年全国100篇优秀博士后论文，国内某个核心刊物编辑部准备以此编一本优秀论文集，编辑部收到其中的论文72篇，经同行评议，认为其中仅有25篇论文达到该期刊可以发表的要求时，您又作何评价呢？
联想起当年曾随孩子读过的中、小学作文选，会使你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是不是当年作文选的作者都进了文科大学？还是这些孩子上了大学后，写作能力退化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方法有问题？还是文学课中缺少写学术论文的教学内容？最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蒋国华教授在“我国小作家为何多于小科学家” 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有数不清的可造人才”（杨振宁的话），但我国现代教育“夸多识”有余，而“尊新知”不足，我想这一观点可能也是写不好科技论文的原因之一吧。此外，英语学习在当今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中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但不少人学的仅仅是Chinglish（中式英语）和能通过各类英语考试的方法，这些对他们用英语写学术论文完全无济于事。
再看看有关报道，1999年在《SCI》（主要反映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结果）、《EI》（反映工程研究论文情况）、《ISTP》（国际会议论文）三个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中，有130多所高等学院仅各有一篇论文属于以上三个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53所院校各有2篇，38所院校各有3篇。这些院校的科研工作者写不好论文，除了文学修养的问题外，很显然是缺少写论文的实践。其背后可以认为是缺少必要的训练和指导，缺乏有新意和有深度的科研工作，并与缺少以撰写科技论文形式来反映科研成果的意识有关。目前有些研究生就像一个“高级打工仔”，在读期间没发表一篇论文或者仅发表几篇“科技小品”；有的指导者自己都写不好学术论文，更谈不上指导学生写论文，最多也只能给学生的论文找找错别字和改改标点符号；研究工作缺少新意，研究者没有深刻的思考，同样也是难以写好学术论文的原因。更危险的问题是不少单位和个人没有把学术论文视为科研工作的总结或学术交流的工具，而是把论文的数量作为个人晋升的砝码。
社会上对发表论文的微词，鄙薄学术论文，认为写几篇论文算不了什么？！也是阻碍学术论文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要产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往往是“高徒名师引，剑锋磨砺出”
高徒名师引
高水平论文的作者背后往往有名人的指点。2000年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收录了1981年至1998年的18年间22个学科每年引用率最高的200篇论文，建立了一个高影响力论文（High Impact Papers）数据库，共计收录论文76998篇。其中至少有一名作者地址在中国境内的论文共213篇。最终，表彰了在我国完成的47篇（占库内论文数的万分之五点九三）高影响力论文的所有作者，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Citation Classic Award）。在我熟悉的学科领域中，8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背后都有著名的学者，比如：大连理工大学的董闯、马秀良、中科院金属所的何伦雄、黄建宇有郭可信院士和吴玉琨研究员的指导；中科院金属所的卢柯、刘学东有王景唐院士的指导；清华大学的贺小明有李恒德院士的指导；中国科技大学的俞书宏有钱逸泰院士的指导。
从广义的角度看，所谓名师可以理解为“在名师领导下的研究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通常能产出较多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比如：清华大学柳百新教授是1991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科技论文最多的学者，1982年底完成在加州理工大学的访问学者任务后，他回国并计划十年内在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100篇论文，现在发表的论文数已超过250篇。在这个集体里，不少研究生都是高产作者，而且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论文，其中，陈益钢博士、张政军博士都相当突出。
中科院物理所沈保根研究员也是我国科技论文高产作者，在科技论文数量和引用情况排行榜上，经常可以看见他的名字。他的研究组是一个勤奋的研究小组，张绍英博士到他的研究组工作后，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大有提高。张绍英博士饶有感受地讲：“我很荣幸能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团结合作的研究组工作。在此之前，我几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没有成功。到物理所沈保根研究组工作后， 在沈老师的指导和组内其它同事的帮助下，已成功地申请到多项自然科学基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均有很大提高。”
剑锋磨砺出      
除了名师指引外，科学实践和写论文的实践都是十分必要的。
8位第一作者之一，中科院金属所卢柯研究员，在1991年，他仅26岁时，发表了关于Ni--P纳米晶材料的显微硬度和断裂性能的论文。由于论文被高频次地引用，他获得了ISI的经典引文奖。1992年他因导师病故提前接班。在1997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期间，我询问比卢柯仅小一岁的博士生----生红卫是不是服气卢柯作为他的导师，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说：“我写第一篇论文时，卢柯让我修改了10遍，以后写论文问题就很少了” 。沈阳工业大学张皓月老师告诉我，她读硕士前不太知道怎样写学术论文，在卢柯的指点下，掌握了如何从研究工作中发现问题，加以总结，最终形成论文。
有人认为理工科大学通过增设人文教育来提高写科技论文能力是不够的。确实，科技论文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说，科技论文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特殊语言。作为语言，学习的第一步可以是模仿。现在有人对模仿持否定态度（参见2001年1月13日《科技时报》第7版），尽管我本人对缺少个性的模仿、赶潮流、追时髦并不喜欢，但作为起步，模仿往往是必要的，真要写出高水平的文章，必须在模仿的基础上升华。模仿属于一种继承，继承之后必须有自我的发展，没有发展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模仿的事都不做，那只能是一无所有，问题就更大了，很多高等院校论文少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被模仿者，被国人模仿，被外国人模仿，恐怕不会有人非议了，因为这说明我们有自己独创的东西了。
 “想写好论文，首先应该多阅读好的论文” 。郭可信院士比喻得相当好：写文章就像下棋一样，光听讲课不行。只有多看“棋谱”（好的学术论文），多“下棋”（科研实践和写论文的实践），才能提高“棋艺”（写论文的水平）。人们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在谈到个别研究生出国后，论文水平和数量都下降了的现象时，柳百新教授认为，他们独立工作后，原有的充满探索性学术气氛的研究环境不再存在，有些人就会出现对科学问题缺少独立判断力的问题。由此可见，要产出好的学术论文，对科学问题的独立判断力的训练也是相当重要的。
总之，一篇好的科技论文不仅仅是写文章的问题，而是科研实践、科学实验、科学分析、想象力和判断力的综合产物。没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写出高水平的科技论文。
 
*“我国科技论文质量何时实现更大突破”，《文汇报》2002年1月21日，引用本文内容
 
四、也谈SCI、同行评议和行政评价*
 
“SCI对中国的科学事业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冲击”。这是近期《科学时报》上发表的与SCI（科学引文索引）相关的两篇文章"从同行评议到行政评价的转移"和"从统计方法到评价标准的转变"中的看法。尽管文章中有些提法我是认同的，但所引证一些观点，似乎存在一定问题，从而得出上面的结论。这里我仅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SCI在中国有人认同后的10几年，SCI收录刊物上我国学者的论文数从世界第17、18名上升到2000年的第十名，但在质量上相对滞后（自《Nature》）。在《Nature》、《Science》上刊登的论文数从过去的每年平均1篇，发展到现在的每年10余篇，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这些是不是属于SCI热带来的冲击呢？
目前对SCI的认同态度可以说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少数早期重视SCI论文数的学者早已开始关注在高影响因子（IF）刊物上发表论文，甚至更关心论文的引用情况。对SCI论文数有点热的人们，只是那些"赶潮者"。绝大多数人对SCI了解甚少，还有个别学校规定必须在学校指定的“充满学术垃圾”的本地杂志上发表论文，否则不授予学位（自〈中国青年报〉）。1999年在SCI、EI、ISTP三个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中，有130多所高等学院仅各有一篇论文属于以上三个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53所院校各有2篇，38所院校各有3篇（自信息网）。还有一批出于不同动机的人，对SCI持反对态度。
窒息我国青年科学天才的压力究竟来自那里？很值得讨论。科技界的年轻化为什么相对于其它领域步履艰难，其阻力不是来自政府、行政，更不是来自于SCI，恰恰来自于科技界自己。极少数科学家的“心态不平衡”和“不甘愿当人梯”，可能比来自于 SCI的压力更严重。
 
1，  SCI在中国的演变历史
SCI是一个非官方的科学信息研究所（美国费城的科学情报研究所，简称ISI），自1963年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科学论文评价的工具，与其它机构所提供的检索工具相比，它的实用性更强，被国际上广泛地使用，能发展到今天并具有相当影响的程度，这至少表明ISI在应用科学计量学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实例。
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赵红洲教授为代表的科学计量学研究工作者们向我国科技界介绍了SCI。但当时国内只有极少数人把自己的论文与是否发表在SCI收录的刊物上挂钩，绝大多数基层单位对SCI都不以为然。
当教委的211工程出台后，为实现21世纪我国有100所世界一流的高校，推动了高等院校间的评比，出现了中国大学研究与发展成果排行榜，其中SCI只是众多评价指标中的一个。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在SCI收录刊物上的论文数较多是事实，所以，SC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学校的基础研究的位置。但我不认为"SCI论文多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逆定理的存在。盲目追求在SCI收录刊物发表的论文数（下称SCI论文数），而全然不顾论文的质量，数量再多也不可能使自己的学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国内挑起SCI论文数比赛的，可能是南京大学，因为当时北京大学的SCI论文数位于国内第一，南京大学第二。南京大学采用了论文奖励政策，确实使SCI论文数超过了北京大学，但这个成绩仅维持到1999年。由于这种竞争的存在，南大奖励模式很快被许多学校所效仿，过去对SCI不以为然的清华大学近年来也采取了奖励政策，使2000年SCI论文数位于榜首，北大位于第二，南大反而退居第三。奖励政策在有些单位并不奏效，比如上海交通大学采取了引进人才的方式。
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于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台湾学者。有相当一段时间，台湾地区的SCI论文数排序在逼近大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但作为国内的学者或者负责科教的政府部门应该知道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增多，台湾学者用SCI挑战是直截了当的，开始与我们比SCI的论文数；当我们的论文数明显超过他们时，他们又提出比高影响因子（IF）刊物上的论文数；当我们在IF刊物上的论文数增多时，又提出比人均论文数（这种比较太脱离实际了，台湾的分母按2千万，而大陆的分母接近13亿）。
王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关于中德科学家学术交流会上的问题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同胞挑战的影响"。此外，民族文化差异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华民族能够容纳所有的外来文化，而德意志民族就完全不同，即使他们也使用SCI，但不会采取公开认同的态度（SCI应该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就像你可以说一个中国人长得像外国人，他会认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如果你说一个德国人长得像美国人，他会认为你在污辱他，他绝对要生气的。日本人也一样，他们表面上说对SCI不以为然，但他们的SCI论文总数已处于世界第三位。但在西方人眼中，不管是日本、四小龙还是大陆中国，都是"论文数增长，但质量滞后"（自1998.11,《Nature》）。
在交流会上，中国学者都会介绍论文数，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成果缺乏显示度，需要用论文数来充实，这恐怕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因为没在会议现场，不敢更多发表议论）。如果你的研究成果是国际一流的，国际同行自然会跟踪你的论文，还需要你报数吗？
尽管现在知道"SCI"名词的人可能比前十年多了，但对SCI有深刻理解的人并不多，很多对SCI持否定态度的人们，也不太了解SCI，他们只是不赞成简单地以SCI论文数作为评价标准而已。
 
2，  为什么把SCI与同行评议对立起来？
简单地把SCI论文数作为评价标准或者盲目鼓励SCI论文数都是不科学的做法，但是把SCI与同行评议对立起来也是很不科学的做法。把SCI与同行评议（peer review）对立起来也许是对SCI理解少了点。SCI的核心不是简单的论文数，与其它检索工具相比，它的关键在于"citation"，即引证、引用、引文的意思。它的工作是对引文用科学计量学进行分析研究，一篇学术论文能成为SCI论文，首先经由刊物选定的同行评议人进行审核，SCI的结果又反映这些论文的引用情况。这是更广范围的同行评议。尽管引用有自引、他引、泛引和反引等等，但中间很少反映行政意思和感情色彩，少量的种族歧视可能存在。
我国科学界中最倡导SCI的，应该数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先生，他的论文已被引用次数约2500次，相信不可能都是自引（他没发表如此多的论文），也不可能都是反引，（否则他的研究活动早该停止了）。难道2500次的引用，不能算是同行评议吗？难道一定要找几位国内同行专家论述一下是不是“国际领先”、“国际水平”，才算同行评议？
应该正确认识SCI与同行评议的关系。事实上两者所反映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互相参照使用，效果会更好，也才能更全面地反映一项成果的水平。另外，SCI还有一个属性，即它是公开的，这就意味着它要经受时间考验。
 
3，SCI、同行评议和行政评价之间的关系
当今，在国际上人们难以用其它评议方法来代替同行评议，已成为一种基本共识的事实，但不同历史时期同行评议都会存在各种不足之处，比如，目前青年科学家的创新学术思想往往就难以用同行评议给予保护。此时，就需要用辅助手段或者行政决策使同行评议趋于合理。
由于行政评价不仅仅是学术评价，还会涉及行政部门的全局利益、法律法规、已具备条件和众多环境因素等等，因此，不管是同行评议还是SCI提供的丰富信息（不是简单的论文数）都将是参考信息或者辅助手段。
简单地用SCI论文数作科学评价肯定是不够准确的，如果行政人员简单地利用SCI论文数，则表明相关行政人员对SCI的无知。简单地利用同行评议结果同样会存在问题。最近，有部门的官员在回答"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到底有多大？"时称："有的领域领先，如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已经进入了前10名。"（自  XX日报）这可能就是简单化地利用同行评议和SCI论文数所致。
如果完全否认SCI数据在行政评价中的参考作用的话，那么，当前中国式的同行评议有时存在着更加严重的误导。那些充满“国际水平”、“世界领先”的“坐井观天”或者充满“感情色彩”和“长官意识”的同行评议对行政评价又有多少参考意义呢？北京大学学生告母校败诉一例，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同行评议和行政评价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性。
为此，当我们还没有一个很理想的评价工具时，为什么就不能借用一下既能反映国际同行的态度，又少掺杂“感情色彩”和“长官意识”的SCI数据呢？应该指出，即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SCI这个工具，也不意味着“从同行评议到行政评价主体的本质性转移。”
 
*“谈SCI、同行评议和行政评价”，《科学时报》2001年4月8日
 
五、对“发表文章的压力会窒息科学天才”一文的质疑
 
2001年3月6日《科学时报》科学纵横专栏刊登了一篇译自《Nature》的文章《发表文章的压力会窒息科学天才》（下称“窒息”）。对文章的观点稍作分析，可以发现，文章提供的附图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真正科学家的平均论文数，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曲线。从事研究初期论文少一些，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科学家声望的提高，研究生/合作者/助手增多，相应的论文发表也多，一定时间后达到一个峰值，再往后随着科学家年龄的增加，创新能力的下降，论文数减少。随着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今后曲线的变化，应该是初始论文数增多，峰值提前，科学家提供的论文总数增加。
“窒息”一文是针对英国研究评价会（RAE）规定目标的所谓不合理性提出的论据，但论据之间反映了多处疑点。
1．    译文中有两处指出附图为10位科学家完成博士学位后的每年发表文章情况，而附图横坐标为博士后出站后的研究时间。
2．    所谓不合理是要求在评估期间（根据文章第一段估计为4年），至少发表4篇经同行评审的文章。作者认为“这一要求超越了绝大多数年轻研究人员的能力”。而附图中的数据恰好反映，20多年前这10位科学家的文章数就接近了这个标准。前3年平均3篇多，其中第一年平均1篇，与RAE标准相吻合。
3．    文章一方面说在研究工作的前十年只发表极少文章，他们平均在头3.8年里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在另一段，文章又说“在1981年后发表了不少引用他们早期文章的研究文章。”即早期他们是发表文章的。附图数据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4．    RAE的要求是现在的标准，实际上这10位科学家28年前（或平均26年前）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作为分子微生物学在20多年前还没发展到如今这么活跃时，相信学术刊物相对也不多，就已接近这个标准，现在为什麽不行了呢？
 5．文章说“为了获得好的评级，各大学普遍采取的策略是请走那些研究已不活跃的教授，鼓励早退休，并且聘请尽可能年轻的新人”，这表示年轻人并没有把标准当为压力，怎会窒息科学天才呢？难道那些被鼓励早退休的教授是科学天才？
 窒息我国青年科学天才的压力究竟来自那里，也很值得充分讨论。科技界的年轻化为什么相对于其它领域（政府、军队、企业、经济界等等）步履艰难，其阻力绝不是来自政府、行政，更不是来自于SCI，恰恰来自于科技界自己。极少数科学家的“心态不平衡”和“不甘愿当人梯”，可能比来自于 SCI的压力更严重。在此，希望大家能读一读江主席1998年6月1日讲话“创新的关键在人才”，能为激励我国青年科学天才提供一点思路。
 
六、SCI“误导”不了科学家*
 
SCI是众多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中实用性较强的一种。凡对SCI的功能有所了解的善良人们都知道SCI提供的众多数据的"排行榜"仅是一些科学计量学的结果，只能算是"事后诸葛亮"，至少目前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可以预言科技方向的工具。很难相信，会有人把它作为确定国家基础研究方向的依据。除非那些人只是简单地把"根据某某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的分析方法与SCI数据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出现"SCI牵引中国基础研究方向的局面"。这种危险出现的可能性是会存在的，比如：前不久就有一位政府部门的官员称"中国的基础研究已进入世界前十名"，其依据或许就是1999年我国SCI收录的论文数进入了世界第10名。但这种危险不应该出现在科学家之中。
科学家要做的事，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即"我要做"的事和"要我做"的事。稍微具体地说，一种是出于科学家自己的强烈兴趣，探索科学真理，认识客观世界，另一种是根据国家、部门、集团利益的需要，科学家们所开展的各类科学研究。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文俊先生的机械证明，可以说是"我要做"的事。两弹一星的功臣，原先都是国内各领域中超一流的科学家，但为了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放弃了“我要做”的事，而默默无闻地从事了20余年国家“要我做”的事。另一位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袁隆平先生，为了解决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开展并推广高产杂交水稻的研究，这里可能有“我要做”的成分，从更深远的意义考虑，应该属于“要我做”的事。现在国家的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下一步“要袁先生做”的事，可能是如何培育出在营养、口感、香味等综合指标上均能超过美国大米、日本大米和泰国大米等等的新品种了吧！为广大种粮的农民兄弟的致富做出贡献。
作为科学家，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数科学家及其研究小组对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论文应该是很清楚的，至于是在SCI收录的刊物，还是在EI收录的刊物或者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地、广泛地在同行间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并能产生影响，否则，发表论文也等于没有发表。至于论文的数量，一篇有影响的论文或许比一百篇垃圾文章更有意义。就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让世人拜读几个世纪。
有人指出“SCI没有决定论文好坏的任务”，但应该指出SCI提供的数据可以反映一篇论文有无影响力，根据科学计量学的观点，一篇论文发表若干年后，每年仍能被引用4次以上可称为经典论文，SCI提供就可以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刊物办得如何。中国有人花钱走后门，把自己的刊物纳入SCI、EI收录的行列，有人持否定态度。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让自己的刊物到国际上亮相，如果其影响因子仅百分之几、千分之几，表明刊物基本上没有人阅读，这就可以让办刊物的人们好好深思一下，如何把刊物办好，否则不要白白地浪费国家的财产。
早在94年国内只有少数情报单位能提供SCI检索数据时，京内外不少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学者都是通过国外的同事和朋友查询所需要的SCI数据，既及时、又准确。但最近不少报导称，"竞聘回国服务的海外学者，对要求他们提供SCI论文感到不解，在国外没有关注过这个数据，并到国内科学文献服务单位查找"。这些人显然属于2001年3月1日《Nature》上“中国的希望与浮夸”一文中所说的“在海外华人圈中被称为'科学骗子'的人”。在国外，特别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图书馆都可以方便地为您提供所需要的SCI数据。一个在国外多年的科技工作者，对如此普遍使用的检索工具不熟悉的话，还要在国内查询SCI数据，那不是有病，就是别有用心。既然敢于回国竞聘，但又不懂SCI的人，可能就是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下联“远方（海外）的游子爱撒谎”所描述的一类人吧！或者他们原本就属于“高级打工仔”，他们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现在恰回来“指点江山”，再来享受一次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SCI误导不了科学家”，《科学时报》2001年8月17日
 
七、是谁在决定中国材料领域基础研究方向？
 
最近，有多位颇有地位的人士语重心长地向科技界提出忠告："不要让美国一个民间文献机构影响中国的基础研究方向"（其实质涵义似乎是"不要以SCI论文数作为基础研究水平的评价标准"。）由于对其它研究领域了解甚少，没有发言权。但在我国材料研究领域，SCI与基础研究方向的决定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无论是传统材料还是先进材料的研究方向的决定都难以发现SCI的蛛丝马迹。973计划中的超级钢项目、攀登计划中的纳米材料项目是我国材料研究领域相当有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让我们看看它们与SCI有没有关系？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把材料研究与其它关键领域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前不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Flemings教授和英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的Cahn教授在一篇论文的引言中指出："当今三项技术被广泛地共识，是作为发达国家未来兴旺发达的关键，而且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它们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通过降低价格，改进产品制造的方法，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引导新结构和器件的发展和提供生态修复和防护的方法，使另两个关键技术成为可能，并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但我国科技决策部门的个别官员，过去长期鄙薄材料研究，以致在973计划的安排过程中，曾一度取消了材料研究领域。师昌绪先生为此写信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申诉了材料研究的重要性。最终，重新在973计划中纳入了材料研究的内容。在第一次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的论证会上，不少专家提出要把钢铁材料的质量与品种问题和超级钢研究纳入计划。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1，  现有的钢铁材料的品种与质量问题的基础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国内存在的问题是企业的体制和管理问题，不属于基础研究范畴；
2，  日本的超级钢计划是根据阪神大地震对钢铁材料提出的更高要求而设立的，而我国搞超级钢的背景是什么并不清楚。我们的总体思路基本上是跟踪日本，缺少创新。另外，即使973计划的25亿全用于超级钢计划，经费也不一定多，认为973计划中设超级钢不妥。
对于不同意见，科技部负责材料973的一位领导同志指出，超级钢计划必须上，如果打动不了中央首长，材料领域的研究就无法纳入973计划。
去年参观了负责日本超级钢计划的筑波金属材料研究所，在展窗中看到一根做了24年后断裂的蠕变试样（据说还有更长时间试验尚未断裂的试样）。按我国的实验收费标准，那根试样的实验费需要2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的超级钢计划的经费只能获取几十个试样的数据。
不管超级钢计划立项正确与否，似乎与SCI引导毫无关系。
材料领域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是"八五"期间我国实施的攀登计划中的纳米材料研究计划。一期纳米材料计划的研究方向，是以纳米粉体为基础的研究。最近，张永刚教授在《光明日报》的文章"纳米科技的迷雾"提出了似乎不同的观点。值得深思的是一期纳米计划既没有吸收一些颇有研究基础，并提出开展纳米材料研究的倡议者们（如解思深研究员、卢柯的导师王景唐院士，为利于团结，此括号内的文字不必公开），也没有把卢柯的工作纳入计划（根据SCI的数据，1991年卢柯发表的关于Ni-P纳米材料的论文的引用数在我国名列第五）。
“九五”期间为确定纳米材料继续研究的方向，曾召开了一次香山会议。会上一位著名科学家提出："下一步纳米材料的研究方向可以是几纳米以下和一百纳米以上材料的基础问题（语意）"。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陈能宽院士的发言打破了这一寂静，他建议"搞一个软课题调研一下国内外纳米材料研究现状和我国所处的国际地位，然后再确定我国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为此，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开展了纳米材料软课题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解思深研究员和卢柯研究员的工作作为小课题纳入了二期纳米攀登计划。"九五"期间纳米材料研究领域出现的另两位有影响的人物---钱逸泰院士和范守善教授，他们的成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分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的2点几万元的主任基金资助下取得的。
这四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现都已纳入973计划，成为纳米材料项目的主要成员。他们的工作曾分别在《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有的工作被两院院士评为当年的十大科技新闻。如果认为这些研究方向是SCI牵引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少量资助，就能确定该领域的基础研究方向，那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又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资金，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希望有识之士能指出我国在决定材料领域基础研究方向中SCI的误导作用，让从事材料研究领域科技管理工作的人们，提高决策能力，减少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八、急功近利、SCI与其它*
 
《科学时报》开展“SCI”讨论至今，尚没有看到把SCI作为“绝对标准”、“惟一标准”和“过分依赖SCI”的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认为那些把SCI作为“绝对标准”、“惟一标准”和“过分依赖SCI”的人“们”（也许这个们不存在，故用一个引号）已无地自容，怎敢在公众露面？当然，也可以认为持那些观点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个别几个人（可能包括几个官员）。实际上我国并没有一个基础研究方向是由SCI来决定的，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攀登计划和973计划中的纳米材料和超级钢项目的确立都与SCI无涉，即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批评所谓的“绝对标准”、“惟一标准”和“过分依赖”，只是把个别现象扩大化，或许只是一些好心的专家对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和管理部门的“无能”的不信任，而诱发的杞人忧天的个人观点，但绝非中国科技界的真实写照。制造一种 “假想敌人”作为抨击对象，这种导向就与美国国会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人一样不可思议，其意图令人费解。或许其所为是对自己都缺乏信心的缘故吧！
应该指出“那些否定各类评价系统的观点，实际上是给光拿国家钱而不出活的人和吃惯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人开绿灯，也可能给那些作为投资者的官员的失职提供保护伞。……SCI不是惟一的标准，但在还没有更完善的‘比赛规则’前，它仍然是一种实用的评价标准。……目前的话题不是要不要采用SCI评价科技论文，而是要讨论如何应用SCI来评价在不同刊物上发表的不同学科的论文，使评价更合理，更有利我国科技人员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科学时报》2000年9月25日）否则，所开展的讨论就有点浪费时间，不太符合“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最近，方守贤先生在讨论中担心“SCI作为惟一评估标准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的功利性走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功利性走向”导致了目前一小部分“赶潮派”（有人称“弄潮派”）盲目追求SCI论文的产出，他们是被那些作为“投资者”的“政府部门”急功近利以及某些基层领导追求“业绩”的思想逼出来的。“投资者”的“急功近利”，加之我国“行政评价的不力”和“有时同行评议的不可信”现象，迫使科学家采用了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敲“SCI”的门。要获诺贝尔奖金谈何容易，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也不那么简单，在国内发表文章既没有“显示度”，同行间又互不引用，看到别人在国际刊物上发表SCI论文，自己也要有个目标，即采取“林彪的人海战术、韩信的多多益善”，结果是只追求数量，不讲质量。应该说，几位好心的专家对于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和管理部门的“无能”的不信任，也许就是因为有人“以数量论英雄”所致。
实际上，我国科技论文的现状并不尽人意。近几年，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数量剧增。在您审阅这些毕业论文时，会发现确有少数佳作，而相当部分的毕业论文，除了写作问题外，都存在思路混乱，重点不突出，抓不住科学问题，内容上“滥竽充数”等问题就值得深思了。尤其当我们知道为纪念建立博士后制度十周年，人事部评选了2000年全国100篇优秀博士后论文，国内某个核心刊物编辑部准备以此编一本优秀论文集，编辑部收到其中的72篇，经同行评议，仅有25篇论文达到可以发表的要求时，您又作何评价呢？
再看看有关报道，1999年在《SCI》（主要反映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结果）、《EI》（主要反映工程研究论文情况）、《ISTP》（科技会议论文索引）三个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中，有130多所高等院校仅各有一篇论文属于以上三个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53所院校各有2篇，38所院校各有3篇。这些院校的科研工作者写不好论文，除了文学修养的问题外，很显然是缺少写论文的实践。其背后可以认为是缺少必要的训练和指导，或缺乏有新意和有深度的科研工作，并与缺少以撰写科技论文形式来反映科研成果的意识有关。目前有些研究生就像一个“高级打工仔”，在读期间没发表一篇论文或者仅发表几篇“科技小品”；有的指导者自己都写不好学术论文，更谈不上指导学生写论文，最多也只能给学生的论文找找错别字和改改标点符号；研究工作缺少新意，研究者没有深刻的思考，同样也是难以写好学术论文的原因。更危险的问题是不少单位和个人没有把学术论文视为科研工作的总结或学术交流的工具，而是把论文的数量作为个人晋升的砝码。
社会上对发表论文的微词，鄙薄学术论文，认为写几篇论文算不了什么？！也是阻碍学术论文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科学家，总要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科技论文是重要的展示方式之一。科学家应该知道如何发表自己的论文（见2001年8月17日《科学时报》“SCI误导不了科学家”一文）。关于方守贤先生提出的不同学科特点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一种评价工具是万能的，它总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同一个专业领域，利用SCI提供的结果，把自己的研究与国内外同行作比较绝没有坏处，至少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成果在同行中的影响。
“总之，为了尽早改变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落后面貌，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一般的高校和研究单位应该解决发表科技论文的普及问题，在重点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要提倡提高论文质量，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单位应该多产高水平的论文。争取在若干年后，使我国的论文数量与质量都能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科技论文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科学时报》2000年11月28日）
 
*“科研论文是学术展示和交流工具，莫把发表数量当作个人晋级筹码”，《科学时报》2001年9月6日
 
九、科学评价不应以特殊性否定一般性*
 
当前科技界争论的关于SCI作为评价标准的问题中，出现一个明显的误区，即以特殊性否定一般性，就是以论文产出很少的学科为例，否定对应该产出论文的大多数学科进行评价。在科技界出现这种缺乏辨证思维的现象是相当可悲的，它不仅意味着科技界退步到何等地步，还影响着我国科技事业的正常发展（因经不起评议）。特别会让科技界那些还在成长中的小字辈们不知所措，他们不写论文肯定无法交代，论文写多了会遭到一些“大权威们”的指责。那些“大权威们”中间不乏有既当官又当“科学家”的，也有曾为科技事业做出贡献的科学家，而现在已落伍，但依然拿着政府提供的研究经费，他们的否定意见实际上起着为自己只拿钱不出成果，打起“合理”的保护伞。
那么，究竟允许什么样的科技工作者不出论文呢？我在“SCI误导不了科学家”一文中提到，“科学家要做的事，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即‘我要做’的事和‘要我做’的事。稍微具体地说，一种是出于科学家自己的强烈兴趣，探索科学真理，认识客观世界，另一种是根据国家、部门、集团利益的需要，科学家们所开展的各类科学研究。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文俊先生的机械证明，可以说是‘我要做’的事。两弹一星的功臣，原先都是国内各领域中超一流的科学家，但为了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放弃了‘我要做’的事，而默默无闻地从事了20余年国家‘要我做’的事。”“要我做”的事往往不出论文或者不能出论文。吴征铠院士就是典型的范例。另外，在“净化科技宣传阵地，持续支持基础研究”一文中我还指出，“在研究低谷处于时，谁来继续支持？谁来继续研究？这就与谁来做8年不出论文的工作一样，是值得深思的问题。8年不出论文的工作应该像攀登珠峰一样艰难，只有攀登过7000米、8000米高峰的人才可能去探索，探索中会有危险，甚至可能献出生命。”
在多种文献检索工具中，SCI是比较实用的并可以用作评价科研成果的工具之一，它适用于相当多的学科领域，在我国目前尚无比较完善的评价工具前，还是可以借用一下的。“因此，目前的话题不是要不要采用SCI评价科技论文，而是要讨论如何应用SCI来评价在不同刊物上发表的不同学科的论文，使评价更合理，更有利我国科技人员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当然，对于某些特殊学科，如能有更好的评价方法，决不会受到多数人们的非议。只是在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再想白白地吃社会主义大锅饭，恐怕已是不能允许的了。
最近，不少科学家提出：“对科学工作的评价不应该由行政人员来做，而应该由专家来做。”这种提法似乎很有道理，其原因仅仅“是一些好心的专家对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和管理部门的‘无能’的不信任”。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向科学家投资与否，最终都是由政府的行政官员决策的，不可能完全由科学家说了算。政府投入总是希望有回报的，但谁来判断能不能有回报呢？国外总有一些战略科学家作为政府的顾问和参谋，而结合我国国情恐怕又存在不少问题，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似乎少了一些，更多的科学家只关心自己的研究领域，因此，“当前中国式的同行评议有时存在着更加严重的误导。那些充满‘国际水平’、‘世界领先’的‘坐井观天’或者充满‘感情色彩’和‘长官意识’的同行评议对行政评价又有多少参考意义呢？”
总之，科学评价中，既不能简单地以论文数量代替研究成果的质量，也不应以学科的特殊性否定科学评价中的一般性规律。
 
*《科学时报》2002年2月6日第4版
 
附件一：
净化科技宣传阵地，持续支持基础研究*  2001年5月1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大块非晶合金材料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摘录）
 
谈到宣传阵地,文革期间有一句话“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现在宣传科技的阵地应该说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如果说真话的人不去占领，就可能被说空话，说假话的人去占领。市场经济时代，假话可以骗人，骗人可以获得名利。
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掌握着宣传武器，需要有人提供炮弹，因他们不是专职科研工作者，往往难以鉴别真炮弹、玩具炮弹，还是糖衣炮弹。这就需要有良心的，或者说是有“德”的科技工作者给他们提供真正的炮弹。通过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让群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科学，让中央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国家需求，而不是个别科学家或官员的需求。就像当年焦裕禄同志说的：“什么叫党满意了？只有群众满意了，才能是党满意了。”
现在报刊上到处都宣传“纳米”产品，明明多数都是骗人（这一点也许算与国际接轨了，去年的《Nature》上一篇关于纳米技术的文章中说，现在人们所谈论的纳米技术有80%是炒作，20%是真实的。）但我们真正从事纳米研究的科技工作者都不出来说话，那不就让虚假的宣传去骗老百姓吗？幸好，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纳米家电30年后才能上市”。可能悲观了一点，但没骗人。也使我稍感宽慰。另外，建议大家读一读2001年2月12日《光明日报》B1版上张永刚的文章“纳米科技的迷雾”，也许能帮助大家了解什么是纳米科技。
1994年，有一天《科技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关于某单位做出世界最大纳米金属的报导。当天，北京大学朱星教授（提出纳米材料概念的德国著名科学家Gleiter教授的博士）给我打电话，指出文章错误很多，基金委应该出来说话。我看了文章后，发现错误7、8处，给《科技日报》总编写了一封信。但未听到任何回答，而是几天后，还是同一位记者在《科技日报》头版报道了该单位的“改革”的文章。
前些天，报上又刊登了题为“山东省占领纳米科技的制高点”的文章，内容是某项目的首席专家在山东作了一个报告。如果，那位首席专家到全国各地都作报告的话，中国就占领世界纳米科技的制高点了?
我希望在座的老师，甚至科技界更多的老师们能够帮助新闻工作者，帮了他们也就是帮了你自己。站得更高一点看，就是帮了我们的国家。
大块非晶合金材料研究先后有两次高潮，早在80年代，当时我国的研究工作与日、美都处于国际前沿，由于当时采用深过冷，机械合金化和固态反应等等方法的局限性，进展艰难，我国的研究后来基本中止了。但90年代，日，美先后从多元合金体系出发，探出了一条新路子。目前，国内多数工作是在follow（跟踪）或探索二次创新（革新）。当初，金属间化合物研究也一样，70年代文革期间，我国的研究水平与国外相近，后来停下来了。1978年科技战线上的铁人陈篪，临死前，给当时科委的领导写了一份万言书，说中国应继续搞金属间化合物，但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只能终止研究。80年代，日、美发现硼元素可韧化多晶Ni3Al，我们又从新开始follow。如果研究不间断，可能现在会取得更加令人振奋的成果。
在研究低谷处于时，谁来继续支持？谁来继续研究？这就与王丹红提出的，谁来做8年不出论文的工作一样，是值得深思的问题。8年不出论文的工作应该像攀登珠峰一样艰难，只有攀登过7000米、8000米高峰的人才可能去探索，探索中会有危险，甚至可能献出生命。对于我爬楼梯都要喘的人，不可能让我去攀登珠峰，类似我一样的研究者8年不出论文，肯定不应该得到支持。我想过去谁来做那样的研究工作问题不大，总会有一大批献身科技事业的人，只要有人支持就行，关键是有没有人支持。而现在这两方面问题都显得比较严重。本来有了基金委，应该对这样的研究工作进行支持，但现在似乎存在种种困难。对基础研究而言，只要少一点急功近利，才能取得世界瞩目的大成果。
 
附件二：天时、地利、人和、以人为本* 
前不久，听说西部某高校放走了两名自己培养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久久不能平静，浮想联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造出来”、“当前世界科技力量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这些话的共同点都是围绕着一个关键----人。
眼下，人的作用到底发挥得怎样呢？一方面是缺少人才，另一方面不少人无用武之地。实际上人才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只是一种虚拟的概念，就像"叶公好龙"寓言故事中的龙一样，人才在你的面前，你也不知道他是谁。甚至有人把一个人的学术地位、荣誉、职称误认为就是人才。
90年代初开始，就掀起了一股"挖院士风"，认为院士是"大人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南方某一地方高校从最高学府挖了一个老院士，并任该校校长。几年后，学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命中率仍未能提高。科研处的老师问我，老院士带了一些人到他们学校，为什么还是申请不到基金呢？我的回答是你们依然缺少有竞争能力、能申请基金的人才。
另有一位老院士早已退居二线，可以称已处于"神仙"状态，研究生由别人帮忙带，申请课题由助手起草，自己挂名，可谓自在。但广州一所高校邀请他兼职。"神仙"重新干起"凡人"的事，亲自争取课题，带研究生，接待外宾，参加博士生答辩会，在几个城市间奔跑。3月8日一起开会时，他还称："我吃得下，睡得着，最近检查身体，医生说我的健康状况与年轻人差不多。"但4月底，噩耗传来，老先生因劳累瘁死。
院士本应该是人才，但他们中不同人的“时态”不同，有“过去时”的，有“现在进行时”的。“过去时”的人才可以为单位增加声誉，但不一定能增加单位的竞争力，只有“现在进行时”的人才，才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竞争体制下的真正人才。
目前，国内时尚引进人才。真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认为国外回来的都是人才，而不重视自己身边的“人才”（因为没人会鉴别，只能给他带上引号）。国外回来的人，又给待遇，又给工作条件，而国内的人（指可能成为人才的人）待遇低，还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或者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迫使他们“转战国外，曲线救国”。有人认为，能回国就是“爱国”，便采取类似过去的“赎买政策”，因此，一部分人觉得只要有钱就能引进人才。应该说，爱国主义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买来的“爱国主义”是不值钱的，真正爱国的人不应该只是为了钱，而是要体现人生的价值，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服务，做出贡献。可以回忆一下抗日战争期间，爱国志士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他们是为了钱吗？
改革开放的天时迎来了以市场经济推动的人才流动代替计划经济下相对稳定的人事制度。首先，在沿海显示了地理优势，出现了“人挪活”的大好机遇，人才一度东进南移。当前，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西部的地利和大开发的天时本应该造成人和的机遇。所谓“人和”不是若干个人简单地相加，而是通过合作、协作和协调发挥人们几倍于若干个人之和的作用。但当前存在着众多影响发挥人才作用不利因素，如妒贤嫉能和任人唯亲，不能任人唯贤，作为领导缺少“情商”（Emotion Quotient），不善于团结大家，共同奋斗等等。不少人以为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在于引进资金，而不重视引进人才，珍惜人才，但事实上，引进人才，珍惜人才往往比引进资金更重要。有了理想的人才可能发挥资金的作用，没有人才资金可能会白白地浪费。
富兰克林说过："宝贝放错了地方便是废物"。当年爱因斯坦自觉缺乏经验来处理行政事务以及公正地对待别人，拒绝了以色列当局诚请他当总统的要求。如何发挥人才的作用，确实很值得深思。过去曾经有过一种思潮----政治好，业务自然就好，而今，科研能力强的人，又必须担任行政领导。不少高校和科研单位从国外引进了人才，不是设法去发挥他们的科技才能，而把他们推到行政岗位上，成了所谓的"双肩挑"干部。除了其中极少数人能够达到全面发展的境界，多数人可能变成了类似富兰克林所说的"废物"了吧。
 
*“吸收人才，珍惜人才，用好人才”，《陕西日报》200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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